莫锴
(0109)Thursday, April 24, 2003 9:17 PM
目前有关非典国内外传言不断。尽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卫生部开了无数的新闻发布会，但还是刹不住这股流言之风。国外某些媒体称，中国政府长期隐瞒病情，导致病人大量死亡，直到世界劳工组织的那个负责人死了，才瞒不住，被捅了出来。这种说法实在是可笑：广东省卫生厅早在二月初就向全省发布了有关非典的新闻发布会和工作要求；国务院在二月中上旬也向全国公布了非典的消息。可以说作为一种新的疾病，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反应是相当快的。而那个劳工负责人三月五号去世的（不愧是劳工组织的头头，学雷锋学得这么彻底），说中国是因此事的压力才公布疫情实在是无稽之谈。后来某些媒体可能也觉得这种说法太没杀伤力了，就换了一个角度攻击中国：你们看看，到中国去多危险，这么大的人物中国都保护不好，那些什么商人、学者什么的更别去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经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此人是在境外感染的，而非典这个病，目前也难以断定就是在中国首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说法，什么中> 国政府对此事不重视，无视人民生命安全。但实际上在一月份，就在发布非典报告之> 前，国务院就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广东调查，各非疫区的医院也同时开始对此病的研究。
这些都比那些所谓“重视病情”的国家早得多。在那个时候，国外的媒体都关注的是伊拉克，仅有的关注中国的也把重点放在十六大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中国不重视，是那时的国际媒体不重视，所以后来就以为中国那时毫无动作。同样，在疫情高发区广东、北京，国家采取了相当严格的监管措施。当然，北京在四月份出现了疫情高峰，一定程度上说明某些工作有可能的确存在纰漏。但工作失误并不代表不重视：孟学农辞职、张卫康辞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等事说明了中国高层对此事的决心；胡锦涛、温家宝多次召开会议提出目前工作重点就是防非典，也说明了中国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全国上下一致防非典，搞得热火朝天，也足见直到基层、直到人民群众，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同心同德对抗病魔。
那为什么这些流言这么有市场呢？我看这还是和国外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有关。某些人心里可能会这样想：不是都说中国发展快、到中国投资好吗？好哇，你们不到我这里投资，早晚有你好看的。嫉妒和仇恨之情充溢他们心里。现在一有风吹草动，当然要借机生事，造谣中伤一番。对那些在中国染病的外国人，他们更是看热闹，大肆炒作一番：看看，谁让你们去的，现在有好果子吃了吧！所以，一可以说成十十可以说成百，谣言不就出来了。而少数西方的华人，更是让人寒心：由于长期不在国内，他们对国内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八十年代，以为国内还向原来那样闭塞和落后，无形之中成了恶意之徒的工具。有的华人更是宣称：由于国内防止非典不力，他们原本有回国的打算的都已取消。刚好现在伊拉克战争还刚过去不久，我还可以提提这个事做个比较：萨达姆算是世界上头号独裁者了吧？伊拉克蒙受战争，也比非典不知道厉害多少倍了吧？可真正爱国的伊拉克人，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回到伊拉克，尽管他们并不支持萨达姆政权。我想这个对比可以很好的说明了海外华人的心态。我们的少数华人，对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样的言论真正是有利于中国的，什么样的言论是别人的工具好像完全没有概念。
当然，对于这些流言，国内的民众大多是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因为这些言论和老百姓的生活相差太远：很少有人会相信，在面对城市低保、失业危机、通货紧缩等问题上深得民心的政府会不重视他们的生命安全。至于那些说中国长期隐瞒的谣言，天天看新闻联播和中国新闻的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政府早在什么时候就宣布了这些消息。但是，这种言论在海外的泛滥无疑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的重大损害。其实，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想要在一种新疾病的最初阶段就把它消灭是非常困难的：广东省的人口七千多万，比英国还要多出两千万，有几个人得了肺炎死了，实在是不能算做什么新闻：人的抵抗力总有些差异。中国政府在有据可查的第一份案例（去年12月22日）之后一个月就宣布这是一种新的传染病，速度之快已经侧目，可居然还有人说中国反应太慢，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至于说到这种病传播为什么这么快，说句玩笑话，也可以说明中国的旅游业和运输业发达嘛！中国当然也可以早早的就严格监控，干脆就搞严格人身控制，每个人去那里政府全都登记在案，一一审批，虽然成本不小，想必控制病情也是有可能的吧！不过，即使真的一个病人也没有，那些反华的声音也会用另一种方式说：你搞严格控制，是不是要独裁？要反民主？如果我们告诉他们，这样做可以阻止一场瘟疫，他就会说：瘟疫在哪里？你们明明是找借口反民主、反人权……总之没完没了。
另外，非典并不是那么得可怕。非典其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这一名称包括许多疾病，凡是不由链球菌引起的肺炎统称非典型肺炎。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说，他们医院以前接待的非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患者，每天就有二三十个。而这一次的“非典”特指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种疾病。至于它是否肺炎，还有待调查（因为广东有些病人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只是因为最早报告的病例症状类似肺炎，所以把它归为非典型肺炎。正是因为对这一疾病的认识尚处初期，所以才会出现许多不必要的猜测，也会造成先前的一些教训。事实上，据调查此种疾病主要是在患病者重病期间才具有较强的感染性，在空气中和酸性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很弱。死了这么多人，一是因为没有特效药，体质差一点、或者是有并发症的人都很危险；二是新的疾病，大家都没有免疫力。这个病的确很厉害，但也不要把这个病本身想的太过可怕。目前的情况其实也从侧面证实了非典的传染性不像传说的那么大：一趟从广州到北京的火车，一节车厢前前后后就有上百人上下，这些人都在一节车厢里密不透气憋了上十个小时，然后在沿线各地下车，在传染给当地的人。然后，再想想中国每天有多少火车跑，有多少人因工作或旅游而出门（我4月中才到桂林玩了的）。但到现在为止，发病还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山西等少数地方。绝大多数发病区的发病数都是个位数。所以说该病的传染性要像某些媒体说的那样可怕，中国人早就死了一大半了。事实证明有些媒体的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其实，目前面临的采购热，也应冷静对待：即使这些药真的有效，也犯得着像赈灾救济儿童那> 样捐钱给药贩子吗？这些人的炒作，正是为了赚这些钱呢。
海外对中国政府施压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国人民关心，真正能够保障中国人民利益和安全的还是只有中国政府。非典的扩大并不能说明中国政府“隐瞒病情”（我承认在个别地方是有的），也不能说明中国政府监管不力：东南亚和新加坡实行出入管制之后仍出现了病情扩大，能说明他们也监管不力吗？病情在一定的时候扩大是疾病的病理特性，是医学规律。台湾等地发病少也不能说明他们就措施得当。如果台湾实行了三通，如果台湾的旅游不是这么不景气，台湾的患病人数可能要翻几番。中国正是因为没有较早采取大范围的隔离、管制，才导致病情扩大之后被外国媒体攻击“监管不力”。但在以往出现类似情况，中国往往由于过早采取了隔离和管制而招致国际社会批评“不注重人权”。试问他们的人权标准是什么？现在的隔离和管制算不算不注重人权？而现在的措施居然被某些境外媒体评价为“too little too late”。中华民族是非常讲亲情的一个民族，如果亲友得了病，而不去探望，或者因为怕得病而放弃对亲友的关心，这样的行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如果院方、政府，仅仅为了的一个“监管得力”的虚名，而把广大探病群众据于医院之外，才是真正的不注重人权！事实上，医院对这些探病的群众和负责治疗的医护人员，所采取的措施都是符合医院对于普通的非典型肺炎的医护规定的。正是由于此病不同于普通的非典型肺炎，才导致在严格的防护下仍然产生大量的感染事件。某些国家自称“监管得力”，病情扩大、医护人员感染事件较少，并不是他们有多么能干，他们的政府多么的有能力，只是因为中国政府及时的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提供给了他们。有些境外媒体说：“中国长期隐瞒病情，导致外国医疗机构不能及时提供帮助，所以才死了那么多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到现> 在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有关冠状病毒的病例研究最快和最准确的报告，以及最早的检查方法都是由解放军医科大学和香港大学提供的。这说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解> 决这种疾病。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代表中国政府拒绝外国的帮助。为了广大人民的健> 康，中国欢迎任何有诚意的外国政府与机构同中国合作。但是，那种认为离开了外国的帮助，中国就完蛋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中国政府和医疗机构也一直在和国外> 合作。只是，和某些对中国怀有偏见的人的看法不同的是，这种合作是以中国政府为国> 外提供帮助为主的。可以说，在治疗非典上，中国走在世界的前面。事实上，某些国家> 在非典问题上对中国的污蔑，正是为了转嫁该国人民在这一问题上对本国政府的不满。难道中国人民看不出来这一点吗？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有意为政府开脱。政府在某些方面，比方说对待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应对海外媒体的压力方面有一些不足。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一直不是国家医疗保健工作的重点。因此，尽管在防护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但对于一种新的疾病，在没有特效药，并且对该病的传染特性并不熟悉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并不适用，尽管这些规定对于别的传染病十分有效。同样，政府对于此病的态度始终被国外媒体所左右，说明国家对待传染病一类的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不强，缺乏鲜明的政策来指导。因此，建立传染病防疫法势在必行，对于党中央国务院这一决定我深表赞成。同时，广大医护单位也应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针对新的情况，深化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免这一类事件再度发生。另外，国家应对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追究责任。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政府不能因为少数恶意分子的攻击行为而丧失自己的立场。有关13亿人民声誉，决不能因为“道德”而置之脑后。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想要保持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光靠道德是不行的。中国坚守自己的道德固然不差，但这些道德很多并不为外国，甚至某些西化的华人所承认。如果他们不承认中国的道德，无视中国的让步，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承认他们的所谓“言论自由”呢？更何况，中国对有诚意的外国媒体所提出的建议，向来是持欢迎态度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那些恶意的中伤、无中生有的造谣。只有清除了这些言论垃圾，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因此，中国政府不应该害怕某些国家以“言论自由”为幌子的欺诈，在这一态度上更强硬一些。只有这样，在将来面临类似的问题，才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好像就是我未来的责任呢！）
莫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