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3年7月25日，在云贵高原西北横断山区的剑川，这个被称为“文献名邦”，人才辈出而物产贫乏的山区白族小县，一个小男孩“哇哇”坠地，诞生于这个当时被称作甸南公社海虹大队上宝甸的山村里。

就在这天上午，妈妈何存娘还象往常一样把自家的一窝猪赶到离村三四公里远的野外放养，由于感到不适，她把猪暂时托付给在那里看守梨园的爷爷，等到小男孩九岁的哥哥何录江下午放学后再到梨园去赶猪。

回来到半路时，何录江拣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正当他绕有兴致地玩着布娃娃的时候，前面过来了几个人，他们说布娃娃是前面那几个他们村的人丢的，他们要把它还给他们，于是夺走布娃娃，扬长而去。

何录江把猪赶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或许他妈妈今天给他生了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呢，这可是他多年的期盼啊！多年来，尽管家庭成份是“当家作主”的贫农，但由于爷爷是“四类分子”父亲是“右派分子”，两人经常在村里各种批斗大会上被批来斗去，小小的何录江也因此被村里的小孩看不起，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玩，还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因此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弟弟或妹妹相伴！

事情就是那么凑巧，何录江一回到家里，大人们就告诉他他有一个小弟弟，他已经当上哥哥了！何录江跑进屋里，小心地抱起这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弟弟，这个上天派遣来给他作伴的弟弟亲了又亲，看了又看，迟迟不肯放下，这可是上帝专门给他送来的礼物啊！他想，从此后他要保护这个弟弟，决不让他受到欺负和伤害，他要带领这个弟弟去闯世界了！

由于当时哥哥拜了干爹干妈，获“何德铭”这个名字并用作学名，因此爸爸妈妈就给小男孩起了个名字叫：“何德钟”。

1973年正值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人心混乱，百业凋零，加上剑川地处高寒山区，土地贫瘠，人们的生活十分寒苦。

    何德钟的父亲叫何立义，是个直性子、迂腐而又有血气的读书人，曾经因为说了“苏联的打字机比美国的打字机笨重，苏联的杂志有股臭味而美国的杂志没有”这样“亲美反苏”的“反革命”言论，而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尽了折磨。

1962年回到家乡剑川。由于他从小外出读书，不善农事，常常被村民看不起，村干部也往往把他归入“老弱病残”之列来安排活计，所得的工分当然也很少。但是他善于动脑筋，善于扬长避短。为了补贴家用，他拣桃胡榨油，他学做木工活，做了一些小凳子、小靠椅到街上偷偷地卖，有时候挑上小凳子走三十多公里山路来到洱源三营、右所等地换取粮食。为了多挣点工分，他还在村外挖建了一个大粪储存坑，平时夜间到甸南车站、甸南中学、甸南街的公共厕所里掏大粪，等到队上需要肥料时再掏出来记成工分。

何德钟的母亲是个很有远见的农村妇女，1958年全国大战钢铁时曾经被招为炼铁工人到三甸箐铁厂，做炊事员。铁厂解散后她放弃继续当工人（公路养护段）的机会，回家务农。由于当时队里的工分值很低（最低时每10分工分0.17元，最高时为0.4元）为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她平时很少去出工。她做得一手好豆腐，逢年过节大半个村民都把半升一升的黄豆送到她家，请她做豆腐，于是她养了一头母猪，一群小猪，白天赶到山上放养。

她养的猪长势很好，每年都有一批半大的猪出售，收入用来买粮食填肚子。有时候还把年猪肉节省下一些来，换给其它村民做炒菜油，换回一点粮食。因此，尽管总体生活过的很清苦，在很多邻居家经常断炊的情况下，何德钟家尽管吃不好，不管是苞谷馍馍还是蚕豆饼，还没有断炊过。

可是这样的生活对于大人来说，还可以顶得过去，对于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来说就不行了。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何录江长大后右肝有部分硬化迹象。对于处于婴儿时期的何德钟，情况就更不妙了。他很瘦，面无血色，经常生病、拉稀，便得了一个小名：Shigudi，白族话叫“屎瓶弟”。

可叹的是当时并不知道何德钟之所以变成屎瓶弟原因是营养不良，而认为是他八字中缺少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既便知道是营养不良又奈何呢？！经过算命，测八字，最终认定他需要拜寄一个干爹。于是就到处打听，最后在金华山背后很远的山上找到了一个猎户人家。

在约定拜寄那天，何德钟又病了，发高烧。他父母边给他喂退烧药边轮流背着他往大山深处赶。他妈妈一边赶路一边无望地想：说不定今天回不来了！

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到了猎户家，干爹没有在，干妈说：“我们老大叫禄全，就叫他禄钟吧”。他们吃了午饭（几包从地里摘回来苞谷和几个烧洋芋），喝了一碗开水，还给小德钟喂了一点开水就背着往回赶。在回家的路上，德钟逐渐退烧，等到家时高烧竟然已经完全退了！此后，尽管很瘦小，他的身体也还算健康。

何德钟的婴幼年几乎都是和哥哥一起度过的，会走路前由哥哥背着，有时候还背着去村小读书。会走路后也由哥哥牵着领着。两兄弟在一起玩，哥哥经常别出心裁地用木头做一些小汽车，小刀小枪之类的玩具。稍为大一点后，哥哥领他到村后梨园用弹弓打小麻雀，到村前田沟或秧田（当时的秧田一年四季都有水）里摸鱼捉泥鳅，再大一点还带他去放猪。两兄弟经常在野外的草灰堆里烧吃捉来的小鱼，打来的鸟，童年的日子还过得快乐。

有一次，村前过路的汽车陷在泥坑里出不来。这可是村民开眼界的事情，尤其是小孩，几乎都看热闹来了，何德钟兄弟自然不例外。正当大家看得正起劲的时候，刘德朋的父亲弯下腰，指着何德钟的“小雀雀”笑嘻嘻地着说：“那个是什么东西呀？把他割掉算了！”这可让何德钟害怕极了，立马站起来吵着要走。这个插曲很快传遍了村子，从此，大人小孩见到何德钟，就逗他“你不听话就割你的小麻雀”。尽管给他说了多少次，说那是开玩笑，但何德钟总是对这句话非常敏感，成了村子里的笑谈！

1979年  剑川一中  何德钟第一张照片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1978年冬何德钟五岁的时候，拨乱反正的春风终于刮到了剑川，他父亲被剑川一中请去当英语代课教师，他终于实现了当英语教师的愿望。1979年5月的一天，给他父亲平反昭雪的正式文件寄到了上宝甸村。在母亲的安排下，15岁的哥哥带着6岁的弟弟徒步9公里到县城把文件交到了父亲的手里。

父亲立即到教育局去办手续，本想教育局会安排他在剑川一中，但教育局的那几个没有眼光的领导却把他安排到离县城70多公里的剑川二中。

经过几天的考虑，他父亲决定亲自到昆明了解落实政策的情况。阔别昆明近二十年，他受到老朋友、老师、老同学以及各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都希望他能够回昆明。仍在昆明师院外语系任教的郭旭老师用79年研究生考试题测试了他，尽管他与英语隔绝了二十多年，他的成绩仍比昆明师院外语系有些老师还要好。于是报请师院批准，决定由学院正式安排他到外语系任教，让他回剑川办理手续。

回来后他讲述昆明的情况，当他谈到他的同学的孩子都已经是大学生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他对兄弟俩说：“你们哪天才是大学生啊？！” 何录江说：“爸，您放心，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如果您真的能够到昆明师院工作，那么我们就转学到师院附中，考个大学没有问题。” 然而，剑川教育局就是不放他。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教会了他父亲“最好服从领导”，于是他只好放弃昆明，于1979年7月4日到剑川二中报了到。成了高寒山区英语教师。1979年8月底，何德钟和哥哥跟随父亲到了二中。哥哥转学并就此把“何德铭”的名字改回原给名字“何录江”，在那里继续读书，弟弟在那里玩耍度童年。

与此同时，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剑川推行，何德钟的祖父和妈妈在家耕种分给自己的那一份承包地。在剑川二中，何德钟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黑崽子”变成了一个“工作干部子弟”。尽管二中也在农村，但他失去了广阔自由的田野。他的活动范围就限制在二中的校园，乒乓球桌成了他的天地，他成天把住球桌玩球，有时候吃饭都叫不回来。哥哥说：“我真的领教了什么叫做顽童！”

一个学期后的1980年1月，父子三人回家过年。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他爷爷房间跟他吹牛，什么马登人怎么说话呀，什么东西又叫什么呀等等等等。爷爷也跟他说了一些令他非常想不到的事情，他听后非常恼火：自己的妈妈是爷爷的唯一的亲女儿，怎么也这样“虐待”老人？！他要主持公道了！！

第二天一早，他便怒气冲冲的来到厨房，对着他妈妈就吼，不过，从开口到最后就那么一句话：“你们不应该那样刻薄的对待我爷爷，把我的那分也分出来，我要和我爷爷单独过！”

真是个孝子贤孙啊！哥哥笑得直不起腰，妈妈也乐坏了：不管对错，六岁的他能有这样的勇气见解确实不容易！

经过解释，他发现爷爷只是话多，他误解了爷爷，妈妈一点都没有虐待爷爷，为证实真伪，妈妈让他留在家，不去马登了，同时准备在本村小学读书。

1980年9月，何德钟达到上学年龄，正式就读于上宝甸小学。由于贪玩成性，不知道读书是什么回事，加上爷爷过于溺爱，冬天天气太冷就三天晒网两天打渔的去不去上学都可以。结果到1981年7月读完一年级时，数学非常差，他知道1＋1＝2，也知道1＋2＝3，但如果再问他2＋1等于多少，他算出的答案不是4就是5了。

于是，1981年9月份开学时，何德钟就被转学到了马登，进入马登中心完小，从一年级开始复读。象哥哥一样也就在转学时，“何德钟”被改成了“何录钟”，只是后来他自己在书写时逐渐简写为“何录中”并从此定格。

他父亲和哥哥都对他严格要求，都可以辅导他。可是，他对数学仍然非常不敏感，个位数到10位数的加减法必须要用豆子或火柴棍来数。应用题就更麻烦了，如果题上说有李明有10本书，李丽有12本书，问他们共有几本书，那就必须拿出22本书，各分成10本和12本让他算才可以，用豆子或火柴棍代替书他就觉得为难了！

尽管数学非常困难，但由于学习条件较好，受到各方面学习的影响较好，何录中还是能够基本跟得上。不过，课外他就越来越调皮了，个性也越来越强。有一次他跟哥哥闹别扭，一闹就是几个星期不说话，父亲让他到教室叫哥哥回来吃饭，他都不肯低头，他站在走道口大声地叫：“何录江！何录江！回来吃饭！”

1982年秋天 游马登天台寺

不过，更多时候他们父子三人相处极好。生活上，自从父亲平反昭雪，家里搞起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生活比以前已经大大改善了，但是他们还是非常俭朴。哥哥读高中的前两年，晚饭几乎都是他来做。晚饭后他们不象其他师生去玩去散步，而是到他们自己开垦的菜地里给菜除草，浇水。他们种出来的菜不但自给自足，还经常按市场价卖给学生食堂。

有一次，学校需要土坯，父子三人就在学校旁挖土踩泥，做了几百个土坯，每个0.03元。为了争取时间，也为了挣上一点钱，有几个寒暑假，他们父子争取到守校的工作，在学校一边种菜一边学习。

校园小菜地浇水

 学习上，父亲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惜时如金。父亲做什么都是风风火火，从不象其他老师那样吃饭后端上一杯茶去聊天散步。在买到短波收音机之前，他向一个叫做和文汉的学生借了一部，开始收听BBC、VOA和德国之声广播，并作为听众给他们写信。慢慢地，通过电台，他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给他寄来了书刊、杂志甚至是英语字典。为了学习英语，还找了一些民间故事翻译。令人想不到的是他最后竟然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他翻译的民间文学故事！

父亲不仅向国外联系，还通过邮政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联系上了。其中的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袁剑青，袁老师还把她女儿张雅江高考的所有复习资料全套寄给了何录江，这在当时除了课本外什么资料都没有的情况下，对何录江的学习和高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何录江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开始在杂志，书刊上寻找人交笔友，他在北京、上海、西安和福州先后交了好几个正在读书的笔友，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是西安的张玳。这些笔友在给哥哥何录江很大帮助的同时，也给何录中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这些国内外朋友开阔了何家三父子的眼界，让他们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美好的向往。

为了开发自己的右边大脑，父子三人还曾经约定不准用右手吃饭，于是他们三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练习用左手吃饭，以至有些人还误认为他们是“一家左撇子”！